Radiohead：五个人，一间不断改变的房间

从阿宾登学校的排练室，到《OK Computer》的时代焦虑、《Kid A》的声音重组与《In Rainbows》的重新靠近，沿着五位成员和长期合作者的选择，回望 Radiohead 的音乐、友谊与改变。附九张录音室专辑及三张另类摇滚延伸推荐。

本文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书籍整理。

一支乐队在录音室里等待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子？

Colin Greenwood 拍下过这样的时刻。有人陷在沙发里，有人守着设备，房间里摆着杯子、纸张和暂时用不上的东西。灯光照不到体育场那么远，眼前也没有举起的手臂。几个已经认识很多年的人，待在同一间屋子里，继续完成一件尚未完成的工作。

2024 年，Colin 把一部分照片编成《How to Disappear: A Portrait of Radiohead》。这位贝斯手从乐队内部留下的记录，让我们看见了那些声音背后的人。他们有等待的时间，有工作中的停顿，也有需要重新靠近彼此的时候。

Colin Greenwood 镜头下的 Radiohead 成员在室内休息

图 1｜Colin Greenwood 拍摄的乐队日常，收入涵盖 2003—2016 年影像的摄影集。此图具体拍摄年份未在所用公开页面注明。

我们认识 Radiohead，往往从某个非常强烈的声音开始：《Creep》里突然划开的吉他，《Paranoid Android》几次改变方向的段落，或者《Everything in Its Right Place》开头那片找不到边缘的键盘。

这些声音彼此相隔很远。把它们放回同一段人生，才会发现，改变音乐也意味着改变一群人相处和工作的方式。有人需要把声音唱出来，有人需要拆开它，有人守住节奏，有人给它留下空间。

在这之前，他们得先找到一间可以排练的屋子。

一、星期五，音乐教室还有空位

1985 年，英国牛津郡的阿宾登。Thom Yorke、Colin Greenwood、Ed O’Brien、Philip Selway，以及 Colin 的弟弟 Jonny Greenwood，在阿宾登学校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走到一起。后来叫作 Radiohead 的乐队，最初用了一个像日程安排的名字：On a Friday。

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。理解他们的起点，需要同时看到制度带来的拘束与资源带来的便利：他们可以接触乐器、音乐教育和排练空间。几十年后，Colin 回忆学校，仍会提到老师如何让学生认真听一段音乐，注意声音本身怎样展开。

在唱片尚未变成随手搜索的文件时，认识音乐需要一些具体的入口。Colin 的入口包括家人的唱片和一台小小的收录机。他学贝斯时，会跟着 Otis Redding、Booker T 的录音练习。低音线先从别人的歌里进入手指，再慢慢成为自己的语言。

Ed 则记得第一把吉他和后来买得起的 Squier。对一个刚组乐队的年轻人，音色探索首先要面对预算；某件乐器能否负担得起，能否顺手弹下去，比它将来会不会写进摇滚史更直接。

他们成长时，后朋克、新浪潮和独立音乐已经让吉他拥有许多面孔。Johnny Marr、Andy Summers、The Edge 等人的演奏，给 Ed 的启发尤其具体：回声、延音、重复的音型，都能参与一首歌的构造。一把吉他可以制造气氛，可以只在某处留下细微的纹理。

Thom 有歌要唱，Colin 找到贝斯的位置，Philip 带着鼓手的经验加入，年轻的 Jonny 逐渐把键盘、其他乐器和吉他带进来。今天我们容易把五个人视为一个天然完整的组合，最初却仍是一群需要分配位置的学生。

毕业、升学和暂时的分离没有立刻结束它。他们在假期和周末继续排练、写歌、录样带。共同的目标还没有清楚到可以写进职业计划里，但只要下一次还能聚到一起，乐队就保留着继续下去的可能。

一支乐队的早年，常常需要靠这种不太宏大的承诺维持。

二、一首歌把门打开，也把他们留在门口

进入 1990 年代，另类摇滚的商业位置正在变化。1991 年发行的 Nirvana《Nevermind》，随后登上美国专辑榜首；原本从地下场景、独立唱片和小型演出空间生长出来的声音，获得了大型唱片工业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大公司愿意寻找新的吉他乐队。对年轻音乐人而言，机会扩大了，成功的参照也变得鲜明：一首足够有辨识度的歌，可以穿过电台、电视与唱片店，把一个名字送进陌生人的生活。

On a Friday 在 1991 年签约，随后改名 Radiohead，名字取自 Talking Heads 的歌曲《Radio Head》。1992 年，《Creep》发行；1993 年，首张专辑《Pablo Honey》问世。

《Creep》的传播经历了时间差。它初发时在英国反响有限，海外电台的播放逐渐帮它积累听众，之后再回到英国获得更大的关注。这段迂回很符合当时唱片流通的方式：一个地区的热度，可以推动另一个地区重新认识同一首歌。

歌曲里的人把自己放在社交场景的边缘，既渴望靠近，又被自我否定拉住。Thom 的声音从克制走向用力，Jonny 那几下粗粝的吉他切入，让羞怯忽然拥有了近乎身体性的形状。情绪没有经过妥善整理，就已经暴露在别人面前。

之前有趣闻传闻这几段吉他是 Jonny 试音不小心录进去的，但制作人 Sean Slade 在直接访谈中明确否认“试音”解释，称这段声音经过刻意安排，乐队还在混音时反复要求把它调大。（访谈原文）

这种暴露让它容易被认领。听众不需要知道阿宾登在哪里，也不需要掌握英国音乐报刊的分类。他们只要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站错了地方，就可能明白这首歌。

然而，一首歌受到欢迎以后，会不断把乐队拉回那个可以识别的位置。Radiohead 获得了巡演、采访与继续录音的机会，同时也开始面对一个越来越实际的问题：下一首能够重复这种成功的歌在哪里？

Radiohead 首张专辑 Pablo Honey 封面

图 2｜《Pablo Honey》，1993 年。封面采用乐队官方商店展示的版本。

《Pablo Honey》今天常被放在他们后来作品的阴影下。重新听它，仍能听见一个年轻组合急于把旋律推出来的劲头，也能听见一些尚未拉开距离的习惯。后来的空间感和节奏实验，此时还没有形成我们熟悉的轮廓。

首张唱片留下的，是他们刚进入职业生活时的面貌。那扇门已经打开，门外的世界却不断要求他们解释同一个名字。

三、John Leckie 帮他们把时间拿回来

录制第二张专辑时，制作人 John Leckie 面对的是一支带着成名压力的乐队。

在 1995 年的采访里，他回忆唱片公司最初想先得到一首能接续《Creep》的单曲。乐队无法选定，候选曲目增加，录音也随之紧张起来。公司或管理团队来听进展时，他们可能还在处理鼓的声音。后来，先交单曲的要求被放下，录音室才逐渐获得松动的空间。

这件事听起来很小，却触到音乐生产的核心。作品有自己的完成速度。来自外部的计划表却要求一个结果，演奏者需要找到的可能只是某一句旋律该怎样落下，或者某个声音该在何时退开。

1995 年的《The Bends》，让 Radiohead 学会把情绪安放得更有层次。《Fake Plastic Trees》从几乎可以独自唱完的旋律慢慢长出重量；《Just》把吉他之间的摩擦推到前面；《Street Spirit (Fade Out)》反复流动的音型，则让结尾停留在一种难以挣脱的循环中。

这里仍有清晰的歌，有能够被记住和跟唱的段落。不同乐器已经开始拥有各自的距离，柔软的部分可以持续得更久，猛烈的进入也因此更有效。

另一个长期伙伴在这个阶段走近他们。Thom 在埃克塞特大学结识的 Stanley Donwood，与他共同为唱片建立视觉语言。两人去牛津的 John Radcliffe 医院寻找图像素材，最终拍摄到复苏训练用的人偶；它经过影像与屏幕的处理，成为《The Bends》封面上那张仰起的脸。

The Bends 专辑封面上的复苏训练人偶

图 3｜《The Bends》，1995 年。Stanley Donwood 与 Thom Yorke 的封面合作，把医疗训练人偶变成了唱片的视觉主体。

那张脸让人难以确定它的感受。痛苦、放松、呼吸和失去呼吸之间，边界变得模糊。它没有为每首歌配上解释，却与唱片中身体承受压力的感觉接在一起。

录音室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 Nigel Godrich。此时，他的名字尚未与 Radiohead 的未来牢牢连在一起。他从这些工作中熟悉了五个人，也逐渐成为能与他们一起判断声音的人。

一张唱片完成之后，留下来的有时还包括下一张唱片所需要的关系。

四、1997 年，明亮的前景里传来杂音

1997 年，Tony Blair 领导工党赢得英国大选。政治语言里充满更新的许诺，流行文化也被赋予描绘国家新面貌的热情。人们谈论未来，谈论效率，谈论英国重新获得的活力。

同年出现的《OK Computer》，让另一种感受留在了这幅画面里。

Radiohead 的生活已经被巡演所改变。高速公路、机场、酒店、采访和下一站，构成了一种持续移动的工作环境。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不断抵达新的地方，却很难在某处真正停下来。扩大连接的技术与运输系统，也让身体更频繁地被转交给时间表。

这些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唱片中的疏离感。它与二十世纪末的技术乐观、消费语言和全球流动相遇，留下许多细小的不适：被规定得过分整齐的生活，无法摆脱的噪声，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东西。

Godrich 在《The Bends》阶段积累的信任，开始成为这次录音的基础。1995 年，他们为 War Child 的慈善合辑录制《Lucky》，随后又在第三张专辑中继续合作。录音的一部分发生在 St Catherine’s Court 这座乡间宅邸里，旧房间不同的回声，也进入了作品。

Colin 在当年的广播采访里谈到，房间的环境会影响演奏者的反应。麦克风录下乐器，也录下乐器与空间相处的方式。这样的工作让《OK Computer》拥有一种奇特的触感：许多听起来接近未来的东西，来自人身处一间真实房屋时产生的声音。

OK Computer 原版专辑封面

图 4｜《OK Computer》，1997 年。道路、文字与经过处理的图像，在封面上组成难以安定观看的空间。

《Paranoid Android》把几段不同的音乐连接起来，情绪像经过多个房间，忽然狭窄，忽然开阔。Colin 的贝斯和 Philip 的鼓，在变化中维持身体能跟随的线索；Jonny 的吉他让某些转折变得尖锐，Ed 的声音纹理则填入那些难以命名的缝隙。

《No Surprises》有近乎摇篮曲的清澈，温柔的表面让疲惫显得更加具体。《Fitter Happier》把经过计算机处理的语言摆在唱片中间，日常生活的要求被一项项说出，语气平稳到令人不安。

我们今天可以用手机、算法和持续在线的生活去理解这张唱片，但那属于后来的共鸣。1997 年的 Radiohead 写下的是他们当时已经能够感到的压力。技术名称会更新，人被要求随时运转的感觉，却容易跨过年代。

Donwood 与 Thom 反复使用扫描、拼贴与图像处理，为这份不安做出了可以拿在手里的外观。对 Donwood 来说，《OK Computer》也是第一次让自己完整地浸入一张唱片的制作过程。他听着音乐被尝试、推翻、重录，再从这些声音里寻找画面。封面的情绪，就这样与录音室里的工作一起慢慢形成。

那段时间，核战争之后的景象一直占据着他的想象。他后来回忆，在 Thom 家中望向窗外时，曾恍惚把眼前的风景看成遭受核袭击后的世界：树木失去枝梢，天空变得异样，周围是一片苍白的空旷。这是他对创作时感受的描述。封面里大面积的白，也因此带着骨骸和灰烬的联想。

两人还给自己定了一条具体的规矩：不用电脑的“撤销”功能。画错的地方，只能擦掉或再覆盖一层，处理的痕迹留在画面里。Donwood 对那种仿佛余光瞥见了什么、转头却又消失的感觉很着迷；反复涂改的图像，让熟悉的事物也带上了难以确认的距离。

带着这些细节再看封面，道路仍在那里，四周却像被抹去了生活的温度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音乐之外的另一个入口：巡演让人不断经过城市，图像则让这些经过的地方逐渐失去清晰的轮廓。看久了，人会想找到出口。

唱片得到赞誉，巡演继续扩大。

出口对于做出这张唱片的人，也逐渐成为一个问题。

五、Ed O’Brien 放下熟悉的手势

《OK Computer》之后，Radiohead 需要面对成功带来的疲惫。Thom 对既有的写歌方式产生抵触，电子音乐与更偏重声音结构的作品，开始为他提供新的兴趣。

1999 至 2000 年间的录音，后来成为《Kid A》和《Amnesiac》。五个人进入同一段工作，却没有一开始就站在同一张清楚的地图上。熟练的能力有时会把人带回过去，而这一次，他们希望离开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。

对 Ed 而言，这个变化尤其具体。他的主要工具是吉他。当一支以吉他成名的乐队开始改变声音的组织方法，一个吉他手需要重新回答自己能贡献什么。

他把延音、效果处理和质感推进得更远。音符可以被拉长，拨弦的起点可以变得模糊，吉他逐渐融进一片难以分辨来源的声音里。许多时候，听众仍在听他的演奏，只是已经无法立即把它辨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吉他。

Philip 也在改变。鼓的演奏可以被截取成片段，再组成循环；节奏的想法可能来自任何成员。一个鼓手的贡献因此同时存在于现场演奏和录音素材之中。他需要听见自己的片段在重组以后，怎样与别人的声音配合。

Godrich 曾组织他们分组实验，暂时避开惯用的吉他和鼓，让电子设备进入工作。结果里有很多无用的东西，也有能够留下来的部分。这种方法把完成歌曲的压力暂时放低，让陌生的做法有机会出现。

Kid A 专辑封面的山体与冷色景观

图 5｜《Kid A》，2000 年。冰冷、破碎的山体形象，与唱片中改变了形态的声音并置。

《Everything in Its Right Place》开始时，键盘给出一个可以停留的形状，人声却不断被切分、回送。主唱的声音成为材料，听起来既靠近，又像被某种装置带走了。

《The National Anthem》让重复的低音与拥挤的管乐相互挤压；《How to Disappear Completely》在声线周围展开漂移的弦乐；《Idioteque》的节奏则使不安获得了跳动的身体。它们相距很远，又被同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连在一起。

2000 年，《Kid A》发行，并登上美国专辑榜首。对一支已经成名的乐队，听众愿意跟随这种变化，是难得的空间。它也让更多原本从摇滚进入音乐的人，走向电子乐、爵士与现代作曲的门口。

2001 年的《Amnesiac》继续呈现那段录音的另一面。《Pyramid Song》的钢琴与节奏悬浮着，《Knives Out》又保留了细密的吉他联系。两张唱片之间的关系，适合放回同一间工作室理解：同一时期产生的材料，被组织成了两种不同的聆听旅程。

回头看这次转向，最有分量的变化发生在人与人之间。他们允许某首歌只需要一部分成员的声音，允许熟练的角色暂时空出来，也允许别人把自己的劳动改造成另一种东西。

当五个人愿意让出原有的位置，新的合作方式与声音便有了生长的空间，Radiohead 也在其中经历了一次新生。

六、世界的阴影，落在一块工作黑板上

2003 年，《Hail to the Thief》发行。九一一事件之后的安全话语、美国政治的争执，以及伊拉克战争前后的不安，构成了它被听见时的背景。

这段时间线需要放准：唱片的大量录音在 2002 年已经进行，不能把整张作品都当作 2003 年战争爆发后的即时回应。Thom 与 Jonny 当时谈论它，也会谈到童话、阴影和无法控制的力量。政治进入歌曲之后，仍保留着梦境和个人感受的形状。

乐队希望工作更直接一些。在洛杉矶的录音，让共同演奏的能量重新变得突出，此前学会的电子处理也留在其中。《2 + 2 = 5》由克制逐步逼向爆发，《There There》通过重复的打击乐形成压力，《A Wolf at the Door》的语言则像停不下来的追赶。

Colin 拍过录制这张唱片时的黑板。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工作内容。放在音乐史里，我们称它为某个阶段；放回那间屋子，它是一批仍然需要处理的事情。

Hail to the Thief 录音期间的工作黑板

图 6｜录制《Hail to the Thief》时的黑板。摄影：Colin Greenwood，后收入《How to Disappear》。

这种细节让 Radiohead 的实验变得可以理解。改变声音，需要排练、筛选和反复讨论，需要记住还有哪些地方没做好。外界容易记住一次漂亮的转身，做出它的人要处理的却是一连串琐碎的决定。

同一时期形成的视觉，也把许多公共语言压缩进方形封面。词语挤在一起，像商业街上的招牌，又像每天接收的信息。看得越多，越难让注意力安稳停在某一处。

现代生活带来的压力，在这里有了两种记录：歌曲里不断逼近的声响，黑板上尚待完成的工作。前者属于作品，后者提醒我们，做作品的人也生活在其中。

七、Colin 的贝斯，让一首旧歌重新开始

2007 年 10 月 10 日，《In Rainbows》以下载形式与听众见面。购买者可以自行决定支付金额，选择零也可以。之后，唱片仍然通过实体版本继续发行。

这件事发生在音乐流通已经被网络改变的年代。文件可以迅速传开，唱片公司依赖预先安排宣传、再集中发售的节奏，越来越难控制作品抵达听众的时刻。Radiohead 当时结束了旧合约，也已经拥有多年积累的听众，这些条件让他们能够尝试自行安排发行。

Thom 在与 David Byrne 的对谈中，明确提到这次尝试所依靠的处境。把它理解为一支成熟乐队对自身条件的使用，会比把它推广为所有音乐人的通用答案更准确。一次自由定价，也不等于创作、录音与演出从此没有成本。

不过，唱片真正留下来的力量，还要回到里面的十首歌。

《Nude》在正式收入这张专辑之前，已经经历多年尝试。Godrich 回忆，这首歌出现突破，与 Colin 找到新的贝斯线有关。低音改变了它的重心，其他部分才逐渐找到合适的位置。

对于一支总被主唱和主音吉他的形象代表的乐队，这个细节值得停一下。贝斯可以同时承担节奏和旋律，让一首歌向前走，也让它获得呼吸。听《Nude》，低音没有抢占最显眼的位置，却使漂浮的人声有了可以依靠的东西。

《In Rainbows》的吸引力，也来自这种靠近。鼓点、手指和呼吸重新显得温暖，复杂的安排融进了身体能够感到的运动。《15 Step》跳动着向前，《Weird Fishes/Arpeggi》的吉他层层交错，《Reckoner》在轻盈的打击声中展开。

它的美感不要求听者先理解制作方式。第一次听，可以只跟着节奏；过一段时间，再发现某条旋律一直在边缘出现。乐队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经验，可以让一些困难的东西听起来轻巧。

这种轻巧仍靠合作维持。Godrich 既需要让成员愿意继续尝试，也需要在后来作出判断。与一群认识多年、各自有坚持的人工作，耐心与明确同样重要。

《In Rainbows》让 Radiohead 的故事短暂地松开了紧绷的手。听者得以靠近，五个人也在声音中重新找到共同的身体。

八、Philip Selway 把循环带回现场

2011 年的《The King of Limbs》把兴趣再次推向节奏、循环与声音的叠加。短小的片段不断回来，细微变化在重复内部发生。它需要的注意力，与等待一个大副歌到来的方式有所不同。

听《Bloom》，可以先跟随那些没有完全重合的运动。重复使人逐渐熟悉，错开又让身体保持警觉。《Lotus Flower》则把歌唱和低音放进持续摇摆的结构里，声音绕着有限的空间生长。

录音室里能够叠加出来的东西，到了舞台上，需要由真实的身体重新组织。乐队邀请与 Portishead 等人合作过的鼓手 Clive Deamer 参与演出，两位鼓手共同处理这些复杂的节奏关系。

Philip 的位置由此变得清楚：他既要稳定，也要听见另一个鼓手正在做什么。重复的音型经过两个人的手，会出现呼吸、力度和落点的差别。录音中的循环在现场重新获得人的尺度。

这也是观看《The King of Limbs: From the Basement》有意思的地方。镜头让我们看到声音由谁发出，下一段由谁接过。听觉上仿佛自行运行的结构，原来依靠一连串注视、等待与准确的进入。

摇滚乐队的形式在这里被拉宽了。吉他、计算机、采样、两套鼓，可以服务于同一首歌。最需要保护的，仍是不同的人怎样共同完成它。

九、Jonny Greenwood 把弦乐带到房间里

Jonny 对管弦乐与电影配乐的探索，逐渐成为 Radiohead 之外的一条长路。他与导演 Paul Thomas Anderson 合作，为《There Will Be Blood》等电影写作音乐。这样的工作让他持续思考乐器如何制造紧张，声音如何改变一个画面的温度。

2016 年的《A Moon Shaped Pool》，由他编写、London Contemporary Orchestra 演奏的弦乐与合唱，成为唱片的重要部分。那些声音拥有重量和摩擦，可以推动节奏，也可以改变我们对空间的感觉。

《Burn the Witch》的弦乐带着急迫的动作；《Daydreaming》的钢琴缓慢前行，周围的声音仿佛逐渐打开更深的房间。到了《True Love Waits》，一首早已在现场存在的歌，获得了新的录音室形态。

A Moon Shaped Pool 专辑封面

图 7｜《A Moon Shaped Pool》，2016 年。封面的流动纹理出自 Thom Yorke 与 Stanley Donwood 的视觉合作。

长期听一支乐队的人，会在这里感到时间的重量。熟悉的歌可以停留很多年，等待另一种处理；年轻时的焦灼也可能保留下来，只是音量、速度和表达方式变了。

这张唱片常被听作关于失去的作品。对于个人生活与具体歌曲之间的关系，公开资料留下的空间应当保留。音乐允许听者感到悲伤，并不需要我们替作者补齐每一段私人经历。

Thom 的声线依旧可以辨认，却带着不同于《Creep》的距离。早年的用力让人听见急于被接纳的身体，这里的许多停顿，让我们有时间听见一个人如何与无法立刻解决的事情共处。

五个人并没有在同一条路上停住。他们各自参与独奏、电影配乐和其他合作，Thom 与 Jonny 也继续在 The Smile 中工作。这些分支使共同的历史拥有更多出口。

截至本文整理时的 2026 年 9 月，Radiohead 官网已公布 2027 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演出安排。未来是否有新的录音室专辑，仍应等待明确消息。对这段故事而言，能够再次相聚、重新演奏那些歌，本身已经是一种延续。

十、留下这些唱片，留下 Radiohead

Radiohead 的唱片跨过另类摇滚、艺术摇滚、电子音乐与管弦乐等边界。下面按“先认识这支乐队，再向它周围展开”的顺序整理，作为一条可以反复走的聆听路线。

初听可以从《The Bends》《OK Computer》《In Rainbows》选一张。喜欢旋律和吉他，从《The Bends》进入；想听完整的时代气氛，留一段连续的时间给《OK Computer》；希望先与声音亲近，《In Rainbows》通常是温和的起点。之后再把《Kid A》和《Amnesiac》接在一起，听同一段探索如何分成两条路。